吴雅萍，女，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作为颇具民族气节的群体，宋遗民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地理有着不解之缘。经统计分析，宋遗民诗人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他们集聚现象非常明显，呈现沿海密集分布的特点，由此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学重心呈现向东南移动的趋势。宋遗民诗歌中也呈现出各种地理描写，他们通过对故乡山水、气候节令、人文先贤、文物古迹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亡国哀思，而他们的游历经历、地理感悟也促使他们形成了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宋遗民诗歌的创作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力地深化了“在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中，地理对文学创作具有激发熏陶作用，而文学对地理景观的形成具有推动促成作用”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观点。
关键词：南宋遗民诗人；统计；诗歌创作；地理描写；人地互动
《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作家性格气质不相同，因此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风格也不相同。历朝历代，由于政权的更替，涌现了大量的遗民诗人群体，这些遗民诗人不太均衡地分布于各地域空间之内。由于地形地貌、水土气候千姿百态，而生存于各个地区的诗人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传统、心理习惯、精神状态，再加上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遗民诗人及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而对于南宋，遗民诗人的产生也是历史必然。他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或隐居不仕，或闭门著书，或教授山林，还通过诗社的方式相互交流，以表达自己心怀黍离之悲。此外，宋遗民在历史上的颇高地位，也使得其诗歌作品值得深入研究，正如邵廷采在《宋遗民所知传》中提到“古之遗民，莫盛于宋”，而且称赞宋遗民“於乎！以翱(谢翱)等之才情操行，不得与严光、高凤同为盛世之逸民，而乃以遗民著，岂其志也夫？然亦岂非其犹幸也夫？”。[2]
因“遗民”尚未有明确定义，故笔者对其提出时间和政治立场的要求。在时间上，遗民是指那些生活在宋元之交、由宋入元的人，即出生早于宋帝投降（年），且死亡又晚于宋帝投降，不然就是全然的宋人或者元人了。此外，遗民还应该在宋亡时已经成年，是一个有思想的大人。不然在童年时期就已经亡国，成长在新朝，就不能算是遗民。古代男女的成年时间不同，男子20岁算成年，女子15岁算成年，由于遗民有男有女，为了统一时间，尽可能的减少遗漏，所以遵循“从宽原则”，统一定义为宋亡时应该年满15岁，即生于年之前，卒于年之后。在政治立场上，遗民的内心深处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即要对故国有忠恋之心，不出仕新朝，不与新朝合作，不做损害汉民族利益的事情。原则上遗民是不能当新朝的大官的，但由于社会动荡，有些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得不做些学官，因此，官职卑微的教授、山长等学官虽然也出仕了新朝，但基于他们窘迫的物质生活及高度自觉的宣扬汉族文化的使命，仍把他们归入遗民行列。又因为，本文研究的是“遗民诗歌创作”，所以不能脱离诗歌作品，因此没有诗歌作品传世的人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综合上面的条件，本文研究中的宋遗民诗人应该满足以下条件：诗人生年早于年，卒年晚于年，内心深处对故国有怀思忠恋之情，不与新朝合作（教授、山长之类的学官除外）且有作品传世。
亡国的遗民身份和悲伤的经历，使宋遗民不仅体现在文化心理上，更体现在地域上，进而凸显出宋遗民诗人的创作共性和具体的差异性。因此，探讨南宋遗民诗歌创作受地理影响，既是研究宋遗民社会现象的必要环节，也是剖析中国遗民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拟从“静”、“动”的角度研究宋遗民诗人的分布概况入手，考察宋遗民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地理因素的关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感知角度），以期推进现今对宋遗民诗歌创作研究的深入思考。
一、宋遗民诗人的地理分布概况及分析
（一）宋遗民诗人的地理分布：呈沿海密集的分布态势
根据上文中对“宋遗民”的定义，翻检《宋季忠义录》、《宋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宋史》、《全宋诗》、《全元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宋笔记》以及地方志等文献，找出有籍贯可考的遗民诗人位。宋朝的行政区划与现今的行政区划有较大差别，统计时是以诗人的籍贯所对应的现今省份为依据。此外，本统计对诗人的籍贯所在古地名主要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年版）为依据，今地名主要以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年版）为依据。各地区统计数据如下：江苏43人，浙江人，福建62人，广东23人，江西93人，安徽18人，湖南8人，湖北5人，四川12人。由于遗民诗人总数众多，列出名单过于繁琐，为了行文的简洁，所以各省份只写出代表诗人。为了能更加形象直观的分析这些数据，笔者制作了各省遗民诗人人数统计表（表1）和各省遗民诗人占比饼状图（图1）。
通过观察表1和图1，可以得知：在各省份中，浙江省的遗民人数最多，占总人数比40%，排第一，有人；江西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21%，排第二，有93人；福建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14%，排第三，有62人；江苏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10%，排第四，有43人；广东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5%，排第五，有23人；安徽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4%，排第六，有18人；四川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3%，排第七，有12人；湖南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2%，排第八，有8人；湖北省遗民诗人人数占比1%，排第九，有5人。
又，根据中山大学年陈小辉的博士论文《宋代诗社研究》中的数据，宋末元初的遗民诗社有34个，已知活动地点的遗民诗社有27个，仅分布于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四省，其中浙江省的遗民诗社数量最多，有20个，占到全部遗民诗社的60%。
综合上述信息，得出宋末遗民诗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集聚现象比较明显，呈现东南密集分布的地理态势。结合诗社和诗人统计，遗民诗人密集的省份均属沿海或近海省份，即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广东五省。究其五省的诗人聚集原因，又各不相同，其特点分别如下：
1.以诗社为发展形式：浙江、江苏两省就是南宋时期的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淮南东路和江南东路这些地区。两浙地区是宋朝经济文化发展的翘楚，文学发展水平很高。而江淮地区，即江苏扬州一带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只是后面屡经战争的洗礼有些凋敝，但也仍然是一个文化繁盛之地。方勇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中指出江浙地区存在大量的遗民群体，他把宋末元初在江浙的遗民群体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的联合群、浦阳群、严州群。在宋末元初之时出现了很多遗民诗社，这些诗社大部分都在江浙一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汐社和月泉吟社。在这两个社群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遗民作家，比如：吴渭、魏新之、林景熙、汪元量、刘应龟等。这些优秀的遗民诗人以诗社的形式为遗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壮丽的诗篇。
2.节义之士的故乡：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在宋朝属于江南西路。宋朝的江西文坛异军突起，易代之际出了很多忠贞爱国的烈士遗民，其中最出名就是以身殉国的文天祥和谢枋得。江西民风质朴，民性犷悍，尚节义之气，江西清远之山川，悍勇简古之士风孕育出卓荦不凡的士气。文天祥是中国古代最有气节的民族英雄，他是文武双全的状元宰相，是忠贞爱国的抗元领袖，最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成为中华儿女的精神榜样。谢枋得是著名的江西遗民诗人，他是信州弋阳人，但是铅山之战后，他不得不逃往福建，谢枋得入福建后，辗转于建阳苍山及书林一带，并与当地的遗民诗人有过交游。他坚贞不屈，不与汉奸卖国贼同流合污，元朝官员想拉拢他，他坚决不从，最后在强行押往大都的路上他绝食而死，壮烈的民族气节可以与文天祥相媲美。
3.崖山精神的延续：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在宋朝属于广南东路。广东地处偏远，又经历了崖山海战，因此遗民对这里有特殊的记忆。宋末广东出现了一个以赵必??为首的遗民诗人群，人数众多。赵必??，字玉渊，号秋晓，宋太宗十世孙，东莞栅口人，曾经参与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根据史料记载，宋亡后赵必??隐居温塘村，足迹不入城郭，短衣敝笠，徘徊海岸，每望崖山则伏地大哭。他组织的遗民诗社在当时颇有影响力，其成员还有李春叟、张登辰、陈纪等人，在他的带领下，诗社以梅花为题材抒写隐逸情致和爱国志向。
4.得天独厚的抗居地：福建在宋朝即是福建路。福建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着这里的文学发展与众不同，由于福建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唐以前这里是蛮荒之地。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出现《诗经》和《楚辞》时，这里的文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晋朝才勉强有“白水素女”的神话传说的流传，唐代福建出现了第一位走向全国的文学家欧阳詹，但文学创作仍然不是主流，直到宋代福建才迎来了自己文学家辈出的繁盛时期。福建遗民文学特别发达，因为这里环山面海，交通闭塞，适合武装力量躲避抗击新朝，旧朝的流亡政府也往往驻扎这里，很多抗击异族的文人在与新朝对立的时候进入闽地，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创作，这样就大大推动了福建文学的发展，宋末元初这里出现了很多著名遗民，如谢翱、郑思肖、陈普、丘葵、熊禾等。宋代福建理学繁盛，很多遗民诗人都是理学家，因此福建遗民文学的特点就是人数众多和理学气息浓重。
（二）体现出文学重心向东南移动的趋势
中国古代的文学重心有着由北方中原向南方沿海移动的趋势，而通过宋遗民诗人占籍地的统计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这个现象。
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三次南移，第一次是东晋永嘉之乱以后，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第三次则是在宋代的靖康之乱以后。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领土几乎都在南方，文化重心也随之迁到南方。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说：“在时间上，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一时成为南北文化的界线。”[3]根据王兆鹏先生的统计，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诗坛重心就开始南移，在宋代中期完成转移。根据王兆鹏先生的数据，中唐安史之乱时候，诗坛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转移，在晚唐时期北方诗人数量下滑，而南方诗人数量出现大幅度增长，五代时期则南方诗人数量进一步增长，到了宋代中期，诗坛重心南移已经全部完成，而且南方省份中诗人数量增长最快的是福建、江西等东南沿海省份。宋代诗人大部分都是沿海地区省份的人，比如：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占到整个宋代有籍贯可考诗人的69%。[4]而在上文宋遗民诗人的籍贯统计中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宋遗民诗人的籍贯都是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因此可以认为，宋代诗坛重心与其说是南移，不如确切说是向东南移动。
文学重心之所以向东南地区移动也是有原因的，通过查看历代的文学地图可以发现，历来文学重心的分布大部分都是在京城所在之处或者经济富裕的地区。比如江浙一带，宋朝的都城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当时是南宋的首都，所以这里的文化事业比其他地区更加繁荣。江浙一带处于南宋的政治中心，这里的文学起点高，一来这里的移民比较多，外地的优秀学子都喜欢在这一带游学，二来是这里兴办学校，具有优越的教学条件，三来这地区藏书量大，京城首府所在地的图书量往往居全国之冠，四来这里是开科取士的最后一道门槛，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步程序要在这里进行。所以，江浙一带是当之无愧的文学胜地。而东南地区的江西、福建、广东繁荣的地方文学则和当地经济的富裕脱不了关系，由于地处长江、赣江、闽江等流域，具有土地肥沃、雨水充足的地理特点，再加上人们大力开采、兴修水利，使得北宋时东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地。南宋时期，福建、江西这些地方产生了大量的进士，数量可以占据全国前三甲，这更加反映出经济的发展是文化繁荣和士人成长的基础。而遗民的数量多少又与当地的文化水平高低有密切联系，因此，晚宋文学重心偏向东南地区是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双重影响下的结果。
综上的统计和分析可知，宋末的遗民诗人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性。
二、宋遗民诗中的自然地理意象
文学的“地理意象”是指抒情类作品中存在的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形象，这种形象融合了当地的地域特征与作者的主观情志。对宋遗民诗来说，以“地理因素”为基点来联结时空，其作为诗人创作发生的基点，同时也产生了写作的顺序。诗歌要表现“地理时空”，就需要用具体的某一种“地理意象”来构建和呈现，因此“地理意象”也是诗人创作诗歌、艺术构思中的一个基点。遗民诗人在诗歌中描绘的国家地理景观透射出诗人的个体精神和民族品性的相互交融，是诗人的人生经历、国家地理风貌、民族历史记忆相结合的结果。
“自然地理意象”主要是指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原始物象，如山川河流、气候现象、地质地貌，以及某一区域独特的动物与植物。它们属于地理空间的一部分，是组成地理空间必不可少的元素。对宋遗民诗歌中自然地理意象的解读，能展现他们寄托在山水中的亡国之思。
（一）对故乡山水的追思
宋遗民诗人经历了亡国的悲痛，“以夷变夏”的现实让旧日的儒家知识份子从高高在上的宝座跌落到谷底，他们对侵占故土的蒙古政权有着强烈的排斥，对物是人非的故乡怀有深切的眷恋。他们登西台祭奠文天祥，组织诗社征诗，收捡宋帝遗骨，用一系列行为来表达对异族政权的愤怒。除了用行为来发泄埋于心底的忧愤苦闷外，宋遗民诗人还借助诗歌表露对故乡山水的追思。譬如广东曾是宋军负隅顽抗的最后守地，战争的洗礼让这里的诗人有更多哀思，东莞遗民诗人李春叟就在登上自己家乡粤秀山之际抒发古今离愁：“宇宙皇图远，山川霸气收。唯余汉时月，犹照越台秋。天迥明城树，云空敛海楼。清光对尊酒，莫作古今愁。（《登粤秀山》）”[5]粤秀山是广州的城市标志之一，也是古代的海上战略要地，登粤秀山而怀旧更多的是对已逝故国的情义。
西湖是南宋都城临安的标志性景物，宋遗民诗人常把西湖作为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慰藉，退居山水的他们秉承着对故宋的怀念齐声唱起咏怀之歌，这不仅是亡国之音的哀思，更是潜藏在山水旋律之下的不屈抗争与自我剖析的暗流。
我忆西湖断桥路，雨色晴光自朝暮。燕去鸿来今几度，梅花万里水云隔。日夜思家归不得，偶然醉归文姬侧。（汪元量《忆湖上》）[6]
汪元量本是一位宫廷琴师，时代的沧桑巨变使之成为一名诗人，宋室三宫北迁时他曾跟随北上，在拘留燕地期间他作此诗感叹时光流逝，旧景难回。
年年柳眼青归处，门外游人可自闲。天气又晴晴又雨，楼台依寺寺依山。酒边歌拍穿花外，船上箫声落水间。光景留连空自惜，鹧鸪啼罢暮城关。（柴望《西湖》）[7]
柴望，字仲山，号秋堂，又号归田，浙江江山人。宋亡，柴望与其弟随亨、元亨、元彪俱隐居不仕，世称“柴氏四隐”。他们的诗都秉于忠义，或幽怀悲戚，或感愤激烈。这首《西湖》描绘了西湖的春景，但是在繁华之外又透露出一股哀愁，鹧鸪的声声啼叫似乎在催促行人的离别，让亡国之人更添伤感。
繁华已如梦，登览忽成尘。风物矉西子，笙歌醉北人。断猿三竺晓，残柳六桥春。太一今谁问，斜阳自水滨。（林景熙《西湖》）[8]
林景熙的这首诗中充满了一种历史虚幻感，透过西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感受到的是一种“人生如梦”的恍惚，好像纵使再繁华的城市都有衰败的那一天，“断猿”、“残柳”等哀景意象令全诗境界更增黍离之悲。
（二）对气候节令的咏怀
自然地理意象也包括气候现象、季节时令等方面，宋遗民诗人的作品中这些描写也不在少数。在这些作品中，遗民诗人在亡国后表现出的伤春悲秋与气候节令相结合，更有一番独特意境。
雨行如漏篷，侧身半车中。风翻荷叶白，难可为芙蓉。向来三重茅，仰屋叹穿空。已经乱离苦，志念常从容。（刘辰翁《山中雨行》）[9]
此首写雨，首联描述雨已经下的很大了，颌联继续形容雨势的强大，风雨把荷叶都吹翻了，颈联写到诗人在雨中仰面悲叹，尾联抒发了身世凄凉之感，在雨中诗人感觉到乱离之苦，但是他的志念仍然是坚定从容的。这种乱离之感是身处乱世的身不由己，是作者身为遗民的悲凉心境。
片片知何似，无根零乱花。任随飞到处，不拣是谁家。缝密天如翳，擎深树半斜。城中新酒贵，羁旅若为赊。（谢翱《雪》）[10]
谢翱仿佛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也融入了作品之中，诗中写到雪花是一片一片的，像是一朵无根的零乱之花，任凭它飞到何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这里有托物言志的说法，借雪花比喻人，比喻故宋领地为元人夺去，诗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故乡，成了无根的人，只能随波逐流。
除了大气现象中的雨雪冰雾之外，季节时令也是遗民诗人喜欢抒发情感的地理题材，自古文人多悲愁，尤其是遇上能触动他们心弦的时节。
踏破六桥杨柳烟，乡心迢递怯啼鹃。好花岁岁仍相似，白发星星不再玄。囊里有金堪一醉，瓢中无药可千年。游人不管兴亡事，但把笙歌闹彩船。（连文凤《湖上行春》）[11]
连文凤是月泉吟社成员，其诗在吟社征诗比赛中被推为第一，他的诗艺术性高。这首诗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色，前面的杨柳、杜鹃、鲜花都是春日里的美好事物，但是这一切却都改变不了已经亡国的史实。可是春日里的游人似乎并不懂得亡国之恨，仍然沉醉在纸醉金迷的市井生活中。诗歌描绘了一幅春日湖上出游图，充满了讽刺意味。
千年成败事悠悠，独眺川原满目秋。底处归航来远浦，何人吹笛倚高楼。山和叠叠寒云逈，水带潇潇暮雨流。回首故家零落尽，樽前谁与语离愁。（丘葵《秋兴》其一）[12]
福建诗人丘葵的这首《秋兴》在继承了以往文人写秋季离愁的内容上又加入了一种古今的沧桑感，“千年成败事悠悠”用的是一种大气的俯瞰古往今来的视角来进行叙述，后面的景色描写都带有一丝悲凉沧桑之感，秋季的事物都触动着诗人敏锐的神经，在经历了国难家愁之后的他又有着多少解不开的离愁。
由上可知，宋末元初的易代之变给南宋遗民诗人以巨大的心灵震荡。强烈的爱国之情与成为遗民的现实之苦相结合，使得他们将这种离愁、兴亡之苦借助自然地理意向得以抒发外化，使得他们的诗歌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悲愤忧患的爱国情感之下，驱使宋遗民诗人们的诗歌作品与前朝迥异。
三、宋遗民诗中的人文地理意象
“人文地理意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物象，如某一区域的文化名人、文物古迹和当地的经济、物产。宋遗民诗人亡国之后的悲愤忧患心理，使得诗歌在他们笔下不再是士大夫的优游仕宦，而是一种亡国之殇的宣泄，一种今非昔比的沉痛反思，以及对汉族复兴的殷切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末世的诗人，自然的将眼光投向了曾经的汉族文化代言人，他们在诗中歌咏当地先贤其实就是在向当地文化致敬，他们用自己的笔墨把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使之永不磨灭，这也是他们怀念旧朝的表现形式。
（一）人文先贤
宋朝闽地区的文化以理学为主，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朱熹。朱熹是福建地方文化名人，在福建后学中追思吟咏朱熹的不在少数。陈普，字尚德，号惧斋，世称石堂先生，福建宁德人。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居石堂山。入元，隐居教授，从学者数百人。陈普在《朱文公》中明确地说：“尝思紫阳翁，功德不下禹。平生五人伦，叔世一天柱”[13]，并热情地赞美朱熹“但留四部书，万世开尧禹”[14]，表示出对这位思想巨匠的至高崇敬和对自己身为福建人的自豪感。另一位福建遗民诗人熊禾也有很多怀念朱熹的诗，如《咏武夷怀朱晦翁》：“五月凉巾陟翠微，竹根香露湿人衣。云行老树青猿过，雪落长溪白鹭飞。仙径好花愁急雨，洞亭芳草怨斜晖。我来只欲平林去，细叩先生玉版扉。”[15]武夷山美水美充满了诗情画意，作者穿行在深山中并没有单纯被眼前的景色所支配，而是想到了圣贤朱子，扣起了玉版，全诗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宋遗民诗人离乱的经历使得他们将忠君爱国的杜甫作为师学效仿的首选对象，他们在诗中表现出对杜甫的欣赏赞美，宋元易代的不幸促使他们与念念不忘故国的杜甫产生了共鸣。汪元量晚年南归之后，过潇湘、入蜀川，放情于江湖之间，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在他经过四川杜甫草堂之后，写下了几首诗歌以瞻仰杜甫。
子美西来筑此堂，浣花春水共凄凉。鸣鸠乳燕归何处，野草闲花护短墙。英雄去矣柴门闭，邻里伤哉竹径荒。安得山缾盛乳酒，送分渔父濯沧浪。（《草堂》其一）[16]
白发遨游梓阆间，中原戎马未平安。粗饭浊醪常欠缺，老妻稚子半饥寒。扁舟出峡风涛壮，短褐行湘天地宽。侨寓耒阳牛酒饱，不知曾忆使君滩。（《草堂》其二）[17]
草堂是杜甫曾经的故居，杜甫的博大之儒者情怀是后世诗人的心理疏解，杜诗以诗存史的创作精神感染了后继来者，让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心系天下。
放櫂花溪去，重来访草堂。菰蒲依静渚，杨柳绕回塘。野堑启高下，山墙竹短长。槁梧含古色，瘦菊减清香。鼙鼓檛三叠，旌旗列两行。花娘纷舞袖，座客竞飞觞。醤蘸生葱白，虀浇熟韭黄。洪炉催卷饼，匕首割烧羊。大笑诸公醉，高谈小子狂。城关犹未掩，冠盖已飞扬。鸟语青松里，人行锦树傍。杜陵轻出峡，千古隔潇湘。（《重访草堂》）[18]
这首诗是诗人重游草堂之后写下的，跟前两首相比，多了一些欢快的情绪。诗歌首先描写了草堂附近美丽的景色，然后叙述自己与宾客开怀大饮，品尝美食，最后因为心情很轻松，觉得与潇湘距离再远也不远了。此诗写法风格神似“少陵体”，细致简约的白描，以文为诗的铺叙手法，浓郁的生活气息，都是在向杜甫致敬。
国破家亡后的诗人们在伤心踌躇和隐匿不仕的心态指引下，默契地将有影响力的先贤作为他们精神寄托的对象，用这种追慕的笔法和消极的抵抗，证明自己仍旧是大宋子民。
（二）文物古迹
如果说对前辈先贤的敬仰承载了太多道德文化上的留恋，那对地方古迹的书写则暗含了他们志图恢复而又壮志难酬的心迹。“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9]，他们的灵魂深处总是带着一份悲哀与凄凉，正是这样独特的身世经历，使得他们的地理景观诗歌中有更深层的寄托，是从地理到心灵的升华。试读福建遗民诗人郑思肖于宋咸淳年间写的诗歌《题多景楼》系列：
英雄登眺处，一剑独来游。男子抱奇气，中原入远谋。江分淮浙土，天阔楚吴秋。试望斜阳外，谁宽西顾忧。（郑思肖《题多景楼》）[20]
《题多景楼》自注云：“时叛将刘整围襄阳”，公元年，叛将刘整献策元朝围攻襄阳，年元军围攻襄阳，遭到襄阳军民顽强抵抗。郑思肖此诗作于襄阳被围而未破之时，登上多景楼西望，担心家国安危，充满了深深的忧患意识。
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望西忧逆贼，指北说中原。粮运供淮饷，军行戍汉屯。何年遂所志，一统正乾坤。（郑思肖《重题多景楼》）[21]
刘整围襄阳第六年，即宋咸淳十年，此时襄阳已岌岌可危，郑思肖又写下《重题多景楼》，诗人再一次登上多景楼，而此时的心情也更加沉重，诗人痛恨自己不能为国家出力，望着西边担忧逆贼入侵，心碎魂断，甚至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化身飞将一统乾坤。
多景楼是江苏省镇江市北固山的一座名楼，它处于北固山风景最佳之处，宋元以来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聚会赋诗之所，无数的文人雅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它是古代“万里长江三大名楼”之一，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武汉市的“黄鹤楼”齐名。早在郑思肖之前就有江西诗人陈郁写过《多景楼眺望》：“江淮万里天，历历在楼前。对景独登览，因思几变迁。云横秋水外，鸟度夕阳边。倦倚阑干北，令人思黯然。”[22]陈郁在多景楼上想到的是朝代的兴衰，历史的变迁，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浙江诗人柴望则更把黍离之悲融入诗中：“早被垂杨系去舟，五更潮落大江头。关河北望几千里，淮海南来第一楼。昔日最多风景处，今人偏动黍离愁。烟沙澒洞翻苹末，欲倚西风问仲谋。（《多景楼》）”[23]这首诗更加的悲凉，透露出更深重的孤独感。宋遗民诗人的多景楼系列诗中多景楼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它还是作者寄托哀思的场所，在这里多景楼地理意象的反复出现是情感的历练、精神的淬砺、家国之思的不断提升，也是特殊时代宋遗民诗人对刚正不屈气节的诚挚呼唤。
如上所述，南宋遗民诗歌的创作，既借助人文先贤来表达自己不忘故国的爱国情怀，同时又借助文物古迹抒发自己对故国思念的情感寄托。但实质上，借助人文先贤和文物古迹的创作手法是赋予了宋遗民诗歌的记忆功能，反映了当时的诗人们的普遍心态。当然，这种诗歌的创作方式既满足了遗民诗人们的悲愤情绪的宣泄，更是促成诗人们的创作风格转向沉郁悲凉的遗民诗风。
四、宋遗民诗中的地理感知
在各类地理意象的描摹成为鼎革之际宋遗民诗坛独树一帜的诗学景观的时候，有着强烈出世心理的他们又在诗歌中尽情铺叙自己的地理感悟。元初窘迫的文化环境迫使他们从传统的乐山乐水之趣中寻回本真的自我，他们或在诗歌中留下广泛的足迹，或传达各种地理知识，或抒发奇崛的地理想象，在末世诗歌创作潮流中，地理感知无疑又是士人进行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
（一）宽广的空间感
亡国的深切哀痛每时每刻都在啃噬宋遗民诗人的内心，导致他们不断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能够宽慰心灵的解药，用大自然来为他们遁迹不仕的生涯点亮一些色彩。以福建遗民诗人刘边为例，他是福建建瓯人，曾经参加过月泉吟社，他的存诗不多，但是所留诗歌中却广泛涉及自然地理，他的诗题基本都是以景点命名：《仙船岩》、《仙机岩》、《会仙岩》、《茶竈》、《天游峰》、《梅仙山》、《伏羲洞》、《玉女峰》等等。这些景点都在武夷山，尽管这些诗作不是名篇，但也是诗人生活经历的佐证，可见诗人宽广的空间感。安徽籍诗人陈岩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陈岩，字清隐，号九华山人，青阳人，入元为避征辟汗漫江湖，便历九华之胜，至一处则作一诗。他的地名诗数量更多，大部分也都是以地名命名，如《云门峰》、《云岩洞》、《天池峰》、《金光洞》、《卧龙庵》等等，并且在这些诗的题目后面都会附上简短的小序，以介绍这些景点的来历、外观等，读他的诗就像是在看旅游指南，景色历历在目，饶有趣味。
空间感的宽广除了体现在诗人广阔的游历外，还体现于诗中蕴含了丰富的地理知识。福建遗民诗人谢翱的《鲁国图诗》，其序言曰：“翱尝乘舟至鄞，望海上岛无数，其民多卉服。过蛟门，登候潮山，被发楚歌，歌罢辍复哭，思夫子浮海居夷之义。至定海学，故石刻尽仆泥淖中，新刻复闒茸，读即怏怏。乃汲水洗故刻，得绍兴间邑令赵所传鲁图，自云齐梁父诸山川至洙泗间，巷里廟社井墓，历历如指诸掌，遂摹其本归。过浦汭，方君景山与栝人吴思齐率其徒为讲经社，得思陵所赞夫子像，揭于庭，朔望拜，进退兴俯殊习，乞翱所摹图与像对。翱喜而归之，且书其后。为之诗曰。”诗歌原文为：“秋风狱下城，海客见图新。树人舞雩里，水来浮磬滨。东封余辇路，西狩问虞人。被发逢夫子，狂歌作放民。”[24]该序言描绘了诗人从乘舟，到途中获取地图并与友人分享，而兴起作诗。诗人对鲁国地图的摹画以及孔子像的望拜，表现了他的故国之思，但也客观的传达了当时鲁国的地理信息。
再如江苏诗人陆文圭，他有一首《题登瀛图》：
世传阎公学士图，意象旷雅难形模。山僧临本持索句，展卷复掩空长吁。秦王功高塞宇宙，搜揽豪隽供驰驱。内怀矛甲伺同气，外示闲暇耽文儒。临城开馆构杰阁，坐见瀛海移西都。分番夕宿无厌倦，珍膳日给何丰腴。天光下照天策府，煌煌星象经天衢。房乔夜半进危计，平明一矢惊临湖。群贤崛起辅贞观，亦有淹滞如颜苏。惜哉燕翼谋未善，祥麟接武容妖狐。殿阶置笏怒未解，田舍收麦言何谀。策名书府真有?，空与老姥扶天枢。贵人一代骨已朽，史笔千载心犹诛。阎公绝艺今亦无，长安落日明榛芜。[25]
这首诗是诗人看到画家的登瀛图后写的题画诗，瀛洲，神山名。《史记·始皇本纪》记载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诗人在这首诗中由于看到瀛洲的图像勾起了丰富的思绪，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件，这也是由地理知识引发的感悟。
（二）瑰丽奇幻的地理想象
宋遗民诗人广阔的空间感构建了独特的地理想象，他们从远古传说中汲取营养，创作了一类想象瑰丽、汪洋恣肆的仙境地理诗，这些诗作犹如一幅幅清新脱俗的游仙画卷，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在虚拟的世界里得到排解尘世苦难的灵丹妙药。
何年飞去竺国峰，下际沧海蟠蛟龙。崛奇诡怪献万状，八风播荡吹不融。千年老藤无根树，长疑上有仙人住。山空月白玄猿啼，咫尺蓬莱隔尘雾。瑶草春深不复妍，荆棘花开颜色鲜。谁驱蛮风煽劫火，神惊鬼哭愁山川。又疑黑衣故宰相，香火未冷今生缘。欲挟须弥还北海，未必神通能广大。康回冯怒相倾摧，神气未完支节解。穿崖凿谷何时宁，混沌死矣灵不灵。（连文凤《重游天竺》）[26]
福建遗民诗人连文凤的这首诗歌想象奇特丰富，大开大合，很有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的影子。诗歌运用了各种奇特的、跳跃性的意象，如“蛟龙”、“仙人”、“猿猴”、“蓬莱”、“瑶草”、“神鬼”等等，如同一股灵动的旋律，回响在天竺古国。另如杜门隐居的理学诗人韩信同所作的描写蓬莱的诗：
海上神山名自昔，来去随潮无定迹。天人俯览念虚浮，六鳌顶戴穷神力。群仙贝阙蕊珠宫，多种瑶芝琼草碧。依然根着不坚牢，飞入石堂作南壁。螺纹蛎迹石龙存，云气随潮时雨湿。仙风飒爽生羽翰，招纳霓裳羽衣客。试登绝顶望五湖，高楼洞天才咫尺。药炉灰冷多登真，九转丹成人未识。云间鹤迹托来篇，王邓真人久相忆。（韩信同《蓬莱飞峰》）[27]
该诗也是充满了奇特的想象，蓬莱仙岛是古代很多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传说中蓬莱仙岛上有吃了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草。这首诗从海上神山入手，想象了山上有着超自然的神力，仙人神草在山上遍布，外来的寻仙者探寻着仙丹与高人，诗人用独特的地理感知营造仙境。再如由单一地理景观引发的想象：
唐山绝顶棋盘石，戏局流传名自昔。殷勤细问白发翁，云是仙人曾对奕。苔封石磴不敢移，竹引清风时拂拭。箇中黑白子不留，想是仙童为收拾。又不闻樵采之人王子质，邂逅仙人执手谈，赢输未决藏机密。贪看柯烂不知时，少憩山中方七日。谁识囊中日月长，归来尘世无相识。（韩信同《棋盘仙迹》）[28]
从描写唐山的一块棋盘石写起，讲到这块石头传说是仙人对弈留下的遗迹，于是诗人猜想了对弈当天的情景，提到了王质烂柯不知岁月变迁的典故。
这些诗作都无不昭示了在进退两难的现实困境中，诗人们为了安顿自己那颗失落、无助的赤子之心而借用虚幻的地理景观麻痹自己的灵魂，他们其实无法真正做到离开社会，而只能在仙境中冲淡那份亡国的不甘。由此可见，虚幻的地理景色也成为引发诗人文学感悟的催化剂。
五、宋遗民诗的文学地理研究意义
在文学与地理的研究中，人与地的互动关系是重点。宋遗民诗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诗人因地理环境而增长阅历、体味人生、磨砺文学创作，地理环境也因为诗人们的吟咏创作而增色，更有文化底蕴。
（一）地理对文学创作的激发熏陶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一生的文学活动地图是由若干地理空间构成的。因为“一个作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有迁徙流动之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29]，宋遗民诗人大多出生成长在南方，南方的崇实精神支配着他们的一生，使他们在朝代更迭中常常处于背井离乡而又难以融入新朝的境地，以致人生异常坎坷，一生辗转迁徙多地，这也使得遗民诗人的创作地理空间相比一般作家更为复杂。
宋遗民诗歌的创作会受到诗人原籍地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风格的影响。文天祥是江西人，《宋史·地理志》中记江南东西路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30]这种特有的民风士气无疑是影响江西士子在心理结构和美学理想上的重要文化因素。宋代的江西文坛群星璀璨，自成一派，艺术成就非常高。历史上的江西有着好议论、重风骨的文风，务实至用的学风，营造出正直求实的文化氛围。当处乱世时，这种地域文化便显示出强烈的自强与反抗，使得江西文学作品具有浑然天成的豪杰之风，进而凸显出江西作家的诗歌中带有雄放悲壮的气骨之美。文天祥前后期诗风有不同之处，前期诗歌较为平淡清丽，多题赠唱和、登临写景之作，后期的诗作雄浑激越、沉郁悲壮，如《指南录》、《指南后录》及狱中的《集杜诗》都是文天祥充斥着国恨家仇的血泪诉说。但是并不是说文天祥诗风前后无关，后期的沉郁悲壮其实在前期诗作中就已经露出端倪，诸如“雁过江山老，蛩吟草树愁”（《晓起》）[31]、“一年芳草东风老，五月空江夜雨深”（《闲居和云屋道士》）[32]都在平淡的描写中饱含愤慨不平之意。文天祥的雄放、悲壮等诗风其实是前后期一以贯穿的，只不过是前期偏于清雄放达，后期偏于雄健悲壮，这是在地理环境影响的基础上，生活经历给予诗风的加持作用。
客居地文化也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福建遗民诗人谢翱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谢翱自幼就受到父亲家学“春秋大义”的熏陶，对宋室有深厚的情谊。南宋末年国事衰微，宋端宗景炎元年，文天祥开府南剑州檄州郡起兵，谢翱倾尽家资，率乡兵百人赴难，可惜这次起义并没有维持多久就以失败告终。参与文天祥起义失败后不久，谢翱游走于浙江东部，即遗民故老最密集的吴越一带，在永嘉扩苍和鄞越都逗留过。江浙一带的优良文化传统影响对谢翱的创作思想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因游走浙东地区而仰慕屈原《离骚》中的精神，《楚辞·九歌·少司命》：“与汝沐兮咸之池，稀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倪兮浩歌。”[33]谢翱欣赏屈原洁身自好的精神，因此他自取号“晞发子”，诗集也命名为《晞发集》。屈原一生忠而被谤，为追求美政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谢翱慕屈原的高洁，作诗《散发》以表志气，他以屈原为榜样，坚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不动摇，披发佯狂消解满腹忧愁。虽然屈原并不是江浙一带的人，但是江浙一带文化开放，各种思想兼容并包，谢翱在此地受到了屈原思想的影响，也认为是客居地对他的作用。由此可见，宋遗民诗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自身状况、外来思想而变化，可见除了原籍文化的影响，客居地文化也能改变宋遗民诗人对诗歌的创作。
（二）文学对地理景观的推动促成
在文学与地理的互动辩证关系中重视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亦十分关键，宋遗民诗歌中有大量描写当地自然山水的题材，并且有多处提到了当地的人文环境。这些景观不仅是诗人们所在地的名片和标志，而且是当地的灵魂内核与精神符号，在诗人的文笔描绘下，它们渐渐有了自己的灵性，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
如，年的崖山海战是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战争，元军与宋军进行的总决战最终以宋军全军覆没为结局，南宋至此彻底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崖山，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又名崖门。华夏民族自此浩劫以来，汉族文化饱受摧残，更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一说。宋代以来，历经各个朝代，不管社会风气、时代局势如何，都有文学家对崖山进行吟咏，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例如宋代文天祥的《哭崖山》云:“宝藏如山席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氏存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始悟人间万法空。”[34]元人杨载《题文丞相书梅堂》：“大厦就倾覆，难以一木支。惟公抱忠义，挺然出天姿。死既得所处，自愿乃不疑。恻怆大江南，名与日月垂。”[35]明代陈献章《吊厓》云：“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义重君臣终死节，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36]清初陈恭尹《厓门谒三忠祠》云：“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37]崖山在宋朝诗人文天祥等人的吟咏下变成了具有民族记忆的标志性景观，代表了坚贞不屈的遗民气节，成就了崖山这一地理景观。后来的元、明、清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又在文天祥的基础上，更加升华了崖山的地理景观价值。由此可见，宋遗民诗人文天祥等人的诗歌创作对后世崖山的地理景观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又如，方时发曾为宋遗民诗人陈岩的《九华诗集》作序，序言曰：“昔诗人陈清隠岩负其乐山乐水之趣，遍游历览，随寓吟咏，凡山中草木羽毛之名品，泉石岩洞之灵异，烟霞风月之气象，悉采而模写于中，皆得其事迹景物之真。盖陈君生于九华，身所亲历，目所亲睹也。……窃谓：山乃无声之诗，诗乃有声之山。山之有诗，犹天有日月星辰之光彩，人有衣冠佩玉之文华也。苟或冺冺山灵，其不抱冺冺之恨乎！特捐巳帑而重梓之。俾诗与山相照耀于无穷云嵗。”[38]方序此处强调的就是宋遗民诗人的山水地理诗成就了九华山水的名望声势，地理诗中的名篇佳作为九华山水增光添彩，甚至创造、重塑了九华山水景观的文化胜迹。正如英国当代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到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39]宋遗民诗不仅全面反映与详细阐释了宋遗民诗人所在的地理环境与所创作诗歌的关系，而且自觉的参与营造当地的地理文化，形成著名的文学景观，对地理环境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而论，在遭遇家国变故后，南宋遗民诗人由于生存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希望寄情山水慰籍心灵的动机，均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出自己内心饱含的悲愤忧患意识。同时，这种宋遗民诗歌中描绘的风景物象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后人导向、强化、存证作用。因此，南宋遗民诗歌的创作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力地深化了“在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中，地理对文学创作具有激发熏陶作用，而文学对地理景观的形成具有推动促成作用”[40]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观点。
注释：
[1]（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清）邵延采：《思复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5页。
[4]王兆鹏：《唐宋诗歌版图的空间分布与位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年第6期，第7页。
[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9]（清）赵翼：《瓯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2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9]《文学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转引自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0]（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3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3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33]谭介甫：《屈赋新编》，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34]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年，第52页。
[35]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年，第页。
[36]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年，第页。
[37]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年，第页。
[38]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册，北京：北京出版社，年，第页。
[39][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5年，第40页。
[40]曾大兴：《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月刊》年第10期，第99~页。
转自：宋代文学研究
欢迎订阅《中原文化研究》杂志
学术文章投稿：zywhyj
.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